种质资源是生物界长期自然演化形成的基因资源，是现代育种的物质基础。未来农业林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种质资源的挖掘和有效利用，谁占有数量大、种类多的种质资源，谁就有希望在未来农业林业生产中占有主导权。

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长期保存农作物种质资源44.3万份，居世界第二位，很多外国个人和组织想方设法谋取这笔巨大而宝贵的财富，而现行法律的疏漏为他们提供了便利。

由于现行种子法对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与国内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行为没有规定，致使一些境外机构通过与国内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利用，以交换品种资源、挖掘人才等形式，大量搜集、改良我国优异种质资源，导致不少珍稀种质资源流失国外。如世界种业寡头孟山都等外资企业通过分子手段对我国野生大豆资源进行标记，申请获得了160多项专利。

为充分保障国家对种质资源的主权，防止优异种质资源的流失，草案明确规定，与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开展合作研究利用种质资源的，应当经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此外，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城镇扩张过程中，随意占用种质资源库、保护区或保护地的现象十分突出，给农业、林业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据了解，目前90%的天然林已遭到砍伐，树种群体遗传资源原生性和完整性遭到严重破坏。原生长在长白山、完达山和小兴安岭地区的红松天然林几乎荡然无存，与红松相伴的水曲柳、椴树、黄波罗等珍贵树种母树也仅存5%左右。此外，为单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一些地方大量种植人工林，造成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大面积下降。

对此，草案规定，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或者保护地的种质资源属于公共资源，依法向社会开放。占用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区或者保护地的，需经原设立机关同意。

一粒种，万担粮。基础性育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周期长、经济效益不明显，我国的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育种投入严重不足。据统计，我国农业科研财政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仅为0.53%左右，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还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数(2.37%)的四分之一，而其中用于育种的科研项目经费有80%都投入到商业性育种当中，对基础性育种投入很少，从事基础性研究的人才流失严重。

此外，我国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体系是以科研院校为主，目前80%以上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和育种人员集中在科研和教学单位。由于不参与市场竞争，部分科研项目与生产实际需求脱节，品种的市场适应性不强，相当一部分育种成果停留在论文阶段，真正能转化的育种成果只有30%左右。就如同漂亮的建筑图纸画了不少，却没能真正建起几座气派的大房子。

而作为直接联系市场的种子企业，由于科研力量相对薄弱，加上国家鼓励和保护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很难真正形成自主创新体系。我国现有5949家种子企业，其中大部分都靠购买品种进行生产经营，具有科研育种能力的企业仅有100家左右，并且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即使是具研发实力的登海种业，每年育种科技投入也只占其销售收入的5%左右。

为鼓励原始创新，草案规定，国家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种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支持公益性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重点开展育种的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研究;鼓励种子企业充分利用公益性科研成果，培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鼓励种子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构建技术研发平台或产学研结合的种业技术创新体系。

也就是说，以往研究哪些项目、科研成果好不好是由专家评定的，今后则要看其是否能受到市场欢迎，是否能给广大农民带来新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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